西周是我国古代第三个朝代。约始于公元前11世纪，终于公元前771年。有历史文献表明，在商朝时黎城就是黎侯国。“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左传.昭公四年》）说的就是商纣王为了逼迫各诸侯多进贡，在黎城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但东夷的首领未等会散就逃了回去，拒贡赋而叛商。西周建立以后黎城仍为黎侯国。但是多少年来因历史文献甚少，加之传记之误，黎侯古国的地域之争一直没有定论。黎城西周古墓群的发掘为黎侯古国找到了“身份证”，黎侯古国的地域之争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

　　黎城县西周古墓先因盗掘而发现，后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在地处县城西一公里塔坡水库西关村的田地里约40亩面积区域内，考古工作人员探明有西周同时代墓葬92座，其中大型墓4座，中型墓14座，其余为小型墓。从2006年1月至9月，在历时9个月的发掘工作中，共发掘墓葬10座，其中大型2座，中型5座，小型3座，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玉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在其中一对青铜壶和一个青铜鼎内发现了铭文。经初步论证，黎城在西周时期为黎侯国，这个墓地就是当时的黎侯墓地。

意外的发现　艰辛的保护

    2005年6月中旬的一天，黎城县塔坡水库边的古墓群遭到盗掘，案发现场一片狼籍，在盗洞周围的浮土中，时不时仍能捡到铜片、蚌、饰、陶片一类的残物，文物损失惨重。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接到报告后，对此案件非常重视，立即成立了“塔坡水库古墓群保护工作领导组”，并明确了公安部门侧重负责巡逻检查、蹲点守候和案件侦破，严厉打击盗掘古墓的不法分子，文化部门侧重负责信息报送和保护工作的技术指导，有关乡镇、村侧重负责组织群众开展群防守护工作，教育广大群众举报犯罪分子并同盗挖古墓活动展开斗争。

　　在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下，特别是公安机关对犯罪分子进行严厉打击后，盗挖古墓的局势稍有控制。但盗贼如蝇闻腥，驱之复来，并采取警动则伏，警进则退的“游击战术”与警方周旋。两个月后现场的盗洞越来越多，古墓群所处的三块田地除农民埋填外还有30多个盗洞，并大都是新开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为使古墓免遭进一步的破坏，古墓保护领导组及时调整了下一步工作方案，一是要求上级文物部门尽快进行保护性勘探发掘；二是由文化系统配合公安部门实行全天守候保护。

　　2005年10至11月间，省市文物部门领导、专家分别到被盗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11月下旬，长治市文物考古勘探队一行18人在队长李永杰的带领下，住进了下桂花村对古墓所涉区域进行勘探。

热切的期盼　苦涩的发掘

    省市考古专家通过认真勘探认定，这里是一处商周时期的大型墓地群，并确认所盗古墓极具历史、科学价值。

　　2006年1月6日（腊月初七）上午，武警、专家和技术人员正式进驻古墓工地，准备对古墓进行保护性发掘。担任领队的是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宋建中，以及研究员张崇宁、杨林中，另外还有6名技术人员，张崇宁负责工地考古业务，杨林中负责后勤保障。担任工地安全执勤的是市武警支队一中队，编制为6人，其中警官1人，战士5人，与县公安局密切配合，共同维护古墓安全。

    “黎城县塔坡水库古墓群开始发掘了”。这消息不径而走，传遍了城里城外，无论是乡下百姓，还是机关干部都在关注着这件事，议论着这件事。那一段时间里，古墓发掘成了这个山区小县的头号新闻。

　　古墓发掘前的准备工作非常具体复杂。专家、技术人员首先对发掘区域来了一个大“会诊”，如在大、中、小上百座墓葬中，到底有多少座被盗；被盗后文物损坏和丢失的程度如何；测绘代表性发掘墓葬的准确方位；不同时期墓葬的地理和周边环境分析；黎城在商周时期的有关历史背景等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刚过了正月十五不久，工地就热闹起来。除近十几个专家和技术人员外，又增加了十五个民工，这些民工来自附近的南关村。人员分了三个组，同时开挖的有一座大型墓和两座中型墓，这三座墓都是被盗过的。 

　　由于古墓群损毁严重，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大型的1号墓还没到底，但中型田字型的2号、3号墓已清理完毕，除十几件玉器和陶器外，只有无法提取的6个车轮，青铜器几乎没有，大家很失望。张崇宁老师给大家鼓气说，这两个墓虽然空了，1号墓是我们的希望，努力吧。1号墓位于路边，它是一个“甲字形”大墓，墓的规模与晋侯墓地的大型墓葬相同，墓室14个车轮，墓道口还陪葬有两个童儿，在墓室的左边只有一个被炸的盗洞。虽然被人盗过，但这么大的墓葬想必还是会给人惊喜的，这当然是大家的美好愿望。1号墓在按程序发掘。从2号、3号墓腾出的人手，又有选择地开了3座小型墓，编号为4号、5号、6号，这三座未被盗过的墓只用了20多天时间就清理完毕。4号、5号墓出土较重要的文物有一鼎一戈，鼎残一耳一足，青铜戈完整，并很锋利。5号墓只有一件陶器。随之，1号墓的面纱也慢慢地揭开，但张崇宁老师的脸也一天比一天阴沉下来。清理1号墓的结果表明这里大量的、很有价值的文物99%已被盗，剩下的只有几片碎玉及车马上的几件铜饰件，让人痛心不已。后来据群众反映说，盗墓者在这里曾盗走过两个鼎，上边各有三四十个文字，但文字记载着什么，谁也说不清。

领导的关怀　重大的收获

    针对古墓发掘工作中遇到的这一系列问题和困难，当时的黎城县委书记李俊敏、县长陈鹏飞组织召开了现场办公会，决定扩大发掘范围，并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全面支持省考古所的发掘工作。省考古所副所长宋建中、市文物旅游局局长闫广、副局长王炜，省市武警总队、支队的领导，特别是市委副书记曹燎原，政协主席常福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张建军等领导都到现场考察指导，这无疑对考古发掘工作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在解决了范围和费用两个问题20天以后，终于在2006年4月28日现工地东边的一块地里探到了没有盗过的三个中型墓，经张崇宁老师请示所里领导后，即对这编号为7号、8号、9号的墓葬同时进行了发掘，这3座墓基本是并列的，相隔不到一米。当时已进入炎热的夏季和雨季，发掘工作很棘手，一打雷就得盖顶，下一阵雨就得停工，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管如此，考古工作者还是克服种种困难，早出晚归，辛勤地工作着。

　　5月28日，星期六，考古发掘工作终于取得重大进展。在8号墓坑里发现了一对青铜壶和一个鼎，上边有9个字的铭文：“×侯，宰×作宝壶永用” 。张崇宁老师的心情无比的激动，有了铭文就能证实一段历史啊！

    第三天上午，省考古所副所长宋建中闻讯后赶来了，刚进工地就下到了墓坑，当他看到那一对青铜壶时连连称赞：精美细致，很有价值，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待文字弄清后，可能要填补一项历史空白。他说，我省是一个文物大省，全国文物界每年评选的十大新发现中，我省几乎要占到三分之一，如果今年没有更大的发现，这对青铜壶很有可能榜上有名。

　　是啊，黎城是一个古老的县邑，历史非常悠久，在2000年修邯长高速公路时就在靳家街一带发现了古人类文化遗址，经省考古研究所调查，面积约12000平方米，经过2个多月对5000平方米范围进行代表性发掘，清理出有房址、陶窑、壕沟、墓葬、灰坑等，上至仰韶和龙山文化，下至夏商三代以及汉唐文化都有，这一发掘将黎城的历史推到了4－5千年以前。西汉名将冯奉世墓地也座落在这里，时过6年后的今天，这里又发现了近3000年前的西周古墓，这更能用实物证明黎城的历史悠久。如铜壶上9个铭文能证实是黎侯墓的话，周边地区对黎侯国的地域之争就告结束，毫无疑问黎城才是真正的黎侯国所在地。《尚书》中所记载的西伯戡黎，就是现在的黎城县，黎侯国的历史文化品牌也只能是黎城县所拥有。

　　一周以后，张崇宁老师取样后与搞古文字的高智老师一同回太原请教了张颌老先生。张颌是张崇宁老师的令尊，他是我国著名的考古专家和古文字专家，曾任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已有80多岁高龄，曾引起中外考古界轰动的《侯马盟书》就是他的研究成果，2006年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专题对他进行了报道。张颌老先生确认第一个字是 “黎”字。取到字样的黎城县文博馆馆长赵满芳在这一周同样忙于查找资料进行研究，也确认第一个是“黎”字，并打开了70年代当时82岁的古文字专家于省吾出版的《甲骨文字释林》一书找到了那个字，并注释是商周时北方国的地名，可能是“黎”的音转字。

　　喜讯，特大的喜讯；收获，特大的收获。古黎国总算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证”，黎城县才是真正的商周时期的黎侯古国。

　　此后又经过一个月的发掘，2006年7月2日下午3时整，在3名武警的护卫下，将7、8、9这三座墓葬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全部暂存在县文博馆库房。7月4日，张崇宁老师等人在馆内清理文物时又意外地在一个鼎内发现了3行19个字的铭文。7月10日赵满芳馆长译作为：“黎宰中考父作季始宝鼎其万年子子孙孙用享”。随后，大型甲字墓编为10号墓的发掘工作也有了结果，大量的青铜器全被盗空，只出土了几件商代时期较珍贵玉器，不过在10多米长的墓道里清理出23匹陪葬的马骸，姿态各异，非常壮观，证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属于侯爵级别。通过出土的文物分析，此墓年代要早于1－9号墓，有可能是西周早期。

    2006年9月18日，发掘工作全部结束。

更深的思考　　粗浅的建议

    从黎城县这次西周古墓抢救性发掘的过程不难看出，盗墓贼对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他们在史书上没有记载，没有民间传说的条件下，勘探准、动作快，而且组织严密、作案手段科技含量高，往往在一夜之间便会将一座古墓内的文物劫掠一空，这在上党地区近年来是少见的。据考古专家介绍，像这样的情况，不仅在山西，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也基本是一个“被盗－发掘－惊叹”的被动挨打局面。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考古发掘每年要评出“十大新发现”，这是文物界的喜事，但人们更清楚的是每年的十项发现中不少是因受到盗掘而不得不抢救性发掘，这不仅是文物界的不幸，更是国人的不幸。其实，考古队被盗墓贼牵着鼻子走不是新问题，而是个老问题。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文物流失历史已有4次浪潮。第一次是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文物被列强大量抢夺与分食，直到溥仪被逐出皇宫，仍有太监又偷又卖；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的士兵都受过相关教育，将劫掠来的明、清以前的古文物集中起来运往日本；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之前，那时候文物既没有法规，也没有市场，以国家文物商店为经营单位，只是政策规定乾隆以前的文物不能出口。所以嘉庆、道光时期以后很多官窑瓷器、书画以极便宜的价格流失海外，甚至很多真正是明清时代的真文物因鉴定失误，也被当成仿制品卖了；第四次是改革开放以后，香港成了文物走私的集散地和中转站，内地的文物到了香港，随后流失到了美国、中国台湾、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地。笔者认为，近些年来随着文物市场的发展和壮大，尤其是央视开设“鉴宝”栏目后，盗墓组织由点到面，由弱到强，从调查、勘探，至盗掘、运转、销赃，可以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一条龙，气焰十分嚣张。

　　为保护文物、打击犯罪，国家虽然颁布实施了《文物法》和相关条例。但盗窃国家文物的犯罪分子在利益的驱动下，却越来越猖狂。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局面，除打击不力、执法不严和文物法规中有漏洞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的文物家底不清，这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和隐患。在全国被盗的地下古墓、文化遗址中，好多都是我们没有发现的、没有调查过的，当然也就不会列入到保护范围内，所以就造成了不法分子盗一处，我们去抢救性发掘一处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为此，笔者建议要在全国范围内对地下文物进行一次全面的、细致的大调查、大勘探，然后进行分类、定级，并划定国家、省、市、县保护范围。同时国家要加大投入力度，彻底解决文物单位在人员、资金、技术上的困难。只有家底清了，责任明了，执法也才会更有力度。总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扭转被动挨打局面。

 （撰文：王苏陵）